官廉吏在地方上修建的交通、水利等设施，如果无人后续维护经营，便只能逐渐荒废，难以长久造福百姓。我们已经知道宋代赵抃救灾的事迹，这样有担当的官员在地方任职时，必有纾解民困的建设。赵抃早年在福建崇安任知县时，曾经开凿沟渠，使数千亩田地得到灌溉，百姓因此获利。

赵抃开凿的这条沟渠后来怎么样了？中国不愧是拥有最完备的历史记录的国家，我们在《元史》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。不知是战乱，或是其他原因，这条沟渠长期无人管理，淤泥充塞渠道，田地得不到灌溉而荒废了。这种情况直到至元年间邹伯颜任崇安县尹时才有所改变。他带领百姓修了一条十里长沟，渠岸用大石头加固，还在沿渠地带广种枫树，想来是为了保持水土，史书记载这番建设“悉复抃遗迹，而田为常稔，民赖其利”。在以农为本的文明中，与土地有关的一切，在生活中都有优先的位置，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何以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，大多有兴修与维护水利设施的事迹了。

邹伯颜在《元史》上的记载并不多，除了兴修水利这件政绩外，还有两件政绩，我们也不妨来看看。

在崇安时，邹伯颜还做了一件平均赋役的好事。“都”是古代的一种基层行政单位，崇安有五十都，这五十都总共要向官府缴纳六千石粮，其中有五十余家“巨室”承担其中的五千余石，还有四百余家“细民”承担剩下的不到一千石。由此可见当时“巨室”与“细民”在田产上的巨大差异，“巨室”的田产有可能分布在好几个都中，“细民”终年劳作也不过是糊口而已。以上纳粮的比例划分算是合理的，但除了纳粮之外，百姓还要承担加固城墙、运送粮食等徭役，相当繁重。那在这方面是如何划分比例的呢？史书记载“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，配五十大家之役”，这样的比例划分就不合理了，因此贫困百姓硬着头皮服徭役，没几天就破产了。邹伯颜为此感叹道：“贫弱之受困，一至此乎！”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，拿出纳粮的记录本，“有粮一石者受一石之役，有粮升斗者受升斗之役”，这番整顿减轻了贫困百姓的负担，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，而“崇安赋役之均，遂为四方最”。

我们知道南宋时，在四川出现了被称为“交子”的纸币，到元代时，发行了通行全国的纸币，而且可以用纸币交税，这是划时代的现象。不过，那时的纸币防伪技术还很不成熟，社会上有些人就把心思放在了这里，制作伪钞牟取暴利。安庆路曾经抓了一帮造伪钞的人，派狱卒将他们押至崇安，要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党羽并将他们逮捕。谁知狱卒和囚犯串通一气，进入崇安的地界后，听说谁家富有，就往谁家奔去肆虐一番。邹伯颜闻知后，迅速将他们逮捕，审得实情后，命人押回安庆，史书记载“自是伪造之连逮无滥及崇安者”。因为在崇安的政绩突出，邹伯颜也升任漳州路判官。

邹伯颜在《元史》中的记载，就只有这三件事。其实记了几件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拳拳为民心，这样哪怕只记下了一件事，也能流芳后世，名垂史册。